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是整体主义的，个人在财产和政治权利方面缺乏独立性，也没有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批评中国社会和国民的宗法性、奴性，即与此有关。但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全然没有个体人的观念，又失之于简单。中国文化重视伦理，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伦理学，但它在伦理问题上存在一种先天的悖论。一方面，它同任何一种伦理思想一样，必须以个人为其主体，所谓君子、仁人、志士、大丈夫，都是个人，它所尊崇的所有德目，如仁、义、忠、孝等等，都必然是一种个人的信念和行为；而另一方面，这种伦理的具体内容又是融解个人，准确地说是要将个人彻底销融于群体之中，销融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如仁者被认为是彻底“无我”，他的“自我”被销融于天下苍生甚至天地宇宙之中。这种悖论，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从未得到过解决；而且，随着秦汉以后儒学的政治化，“三纲五常”观念坚挺，儒学“无我”这一面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另一面。近代启蒙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激烈批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思想大潮中，除了以严复、陈独秀为代表的推崇西式自由独立观念的思路外，还存在另外一个脉络，就是主张弘扬儒家以及佛教的个人精神观念，尝试将它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相结合，树立一种新的个体人格观念。

    西方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关于个体灵魂的观念，严格说来，中国文化缺乏这种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精英人士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建立一种个人精神内核的观念。

    谭嗣同将儒家、佛教和基督教的观念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物质不灭观点相结合，论证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儒家思想中虽然没有个体灵魂的观念，但却承认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都存在一种个体性的东西，孔子称之为“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近代精英人士对此非常重视，主张加以发扬。近代学者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中对此加以阐发，认为意志自由真正反映了“圣人之精神”。他说：“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他引韩愈的《伯夷颂》赞扬“士之特立独行”，说他们能够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一家非之”、“一国一州非之”乃至“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认为这“非意志坚强者不能”。近代精英人士还通过阐释儒家经典来肯定人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主张人天生平等。例如，对于《孟子》肯定商汤为一童子被杀而伐葛的事件，康有为阐发说：“人人皆天所生，无分贵贱，生命平等，人身平等。故不为匹夫兴师者，据乱之义也；为一童子复仇，平世之理也。”

    近代一些中国文化情节很深的精英人士，对于西方的自由、平等理念往往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例如，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铭中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在思想、学术和政治上终身恪守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他以自己的人生向世人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可以与现代理念结合的；一个人完全可以在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同时做一个现代人。又如熊十力批评说，“古代封建社会”的“礼”，其核心理念是“别尊卑、定上下”，“卑而下者，以安分为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与独立”。他说，当人类进化而脱去“封建余习”后，其制礼“一本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人人各尽其知能、才力，各得分愿，虽为父者，不得以非礼束缚其子”。他说这还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省去古时许多无谓之繁文缛节”。他对西方礼节的唯一批评是失之于“太野”。他对西方所推崇的“独立”观念也理解得准确而全面。他说，这种“独立”是“无所依赖之谓”，“同时亦尊重他人之独立”，“而不敢以己陵人，亦与人互相辅助而不忍孤以绝人”，这不同于“古代隐遁之士独善其身”，后者“不得谓之独立”。他还指出，自由绝不等于“猖狂纵欲，以非理性破坏一切纲纪”，绝非“颓然放肆，不自奋、不自制”。对于西方人所主张的“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的观点，熊十力认为是“当然之理”。熊十力反对以社会压抑个人自由。他说：应该使所有人的“意志和思想技能自由的充分发展”，以此来“成功一个发育完全的社会”。如果“把个人屈伏于社会，使得大家凑成一副死机器，便与宇宙变动不居的生机大相违戾，是大不幸的事”；“如果抹杀了个人的自由，则社会里之各分子，其最大多数变为机件，将由一部分特殊势力崛起而摆弄之”，这是最坏的事情；社会被“暴力劫持”，“以凌轹个人，使个人敢怒而不敢言，是极悲惨事”。熊十力对于现代的平等观念也完全认同。他说，“平等”不等于没有尊卑上下，“亲尊而子卑，兄尊而弟卑”是“天伦”，“社会上有先觉先进与后觉后进之分”，“政界上有上级下级”的统属关系，这些都是正常的。“平等”的真义是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人格的平等，即“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以性分言之，人类天性本无差别”，如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近代精英人士阐扬现代“自由”、“独立”的观念，往往通过附会某些儒家经典中的观点和说法来进行。如梁启超说，所谓“独立”，就是“不借他人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易·象辞》中讲“君子以独立不惧”，《孟子》中讲“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都是这种意思。熊十力认为，积极主动地追求道德升华对于“自由”来说更具有实质性，乃是“自由”的“最精之义”，这用孔子的话来表达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又如梁启超认为，现代观念特别重视“行”，认为自由之伟大力量的最高体现，乃是通过个人的人格表率和能动性来改造世界、优化世界，而儒家对此早有阐述。他认为，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阳明学认为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表达的都是这种精神。熊十力则说：自由就是通过“自强自动自创”来“变更不合理的限制”；而中国圣哲向来就有这种主张，“如《易》与《中庸》说圣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及位育参赞等功用，你看他主张个人在自由的力量多么大”，清初诸儒“也尝道个人有转移风会的能力和责任，亦是主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