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先生去世，引发自媒体对于历史小说、历史剧的真实性与社会意义的议论，使我想起了17年前的一篇文章。2001年，鉴于当时流行的历史小说和“戏说”剧、清宫剧引发了“误导青少年”的社会舆论，《中国艺术报》组织刊发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组文章。可能是由于我的稿子与历史学家宁可先生的稿子内容、观点基本一致，被编辑为一篇文章，题目为宁先生拟定——“历史剧要关注历史精神”（载《中国文艺报》2001年6月22日第三版）。

   《中国艺术报》刊发这组文章时，撰写了一个“代编者按"，题目是”“历史教师何以困惑”：

    一位中学历史教师给本报编辑部来了一封信，诉说他在教学中遇到的“无比困惑”和“尴尬”：“影视剧中的历史知识与我讲授的历史知识如此矛盾，让同学们无所适从”，“我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们提问的口气都是油腔滑调，仿效许多戏说剧中人物的口气。结果我还来不及解释，同学们早已哄堂大笑，让我十分尴尬。”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好老师，因此，他的遭遇更值得我们深思。影视剧“戏说”之风泛滥，早已引起多方重视，本报很早就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批评。作为把历史资源引入大众文化消费的一种方式，“戏说”的确曾一度成为影视剧市场的亮点。而粗制滥造、歪曲历史的“戏说”带来的最大危害却发生在青少年身上，黄老师的信就是有力的佐证。黄老师困惑于这些“戏说剧”何以能流行于世，贻害下一代，从另一个角度讲，黄老师也应该困惑，为什么青少年就偏偏信了诸种“戏说”而不信自己的老师和课本。有感于黄老师的来信，也有感于黄老师的困惑（我们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本报专门约请有关专家和普通读者撰文，以严谨的态度讨论“戏说”。希望黄老师的困惑和专家读者的观点能激起制造“戏说”的“艺术家”们一点警醒。

    下面是《历史剧要关注历史精神》的原文：

    近些年来，历史剧大闹荧屏，帝王戏热过之后，紧接着又是“格格戏”；同时，忠臣奸相戏也掺杂其间，着实热闹。但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太多太滥，精品不多，从艺术与历史题材最佳结合的角度讲好作品更是少见。这是不正常的。

    即使有些好的历史剧，比如《雍正王朝》，也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的差别。电视剧中雍正是一个勤政为民的明君，最后死在工作上。而历史上的雍正虽然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也有许多劣迹，比如得位不正，诛杀帮他夺位的功臣，大兴文字狱等等，但荧屏上的雍正则是“爱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的天下”的仁德天子。这显然有点儿过分了。

    在探讨这一局面的原因时，人们往往会归因于历史学家，因为影视工作者在拍历史剧时，往往都要请历史学家作顾问。但目前现状基本是“顾而不问”。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觉得十分冤枉。做顾问的史学工作者没有一个顺心过，跟多时候要背黑锅。主要原因是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看法与剧作者不一样，一个是从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另一个则从艺术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不太尊重历史学者的意见：他们仅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比如服装、道具、礼仪等等，向历史学家请教，纠正不符合历史的地方。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就不太遵从历史学家的意见。

    当然，历史工作者大可不必对历史剧的是真大加责难。历史剧应允许艺术加工，历史工作者不应在这方面过多苛求。首先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看，历史成为科学，发展为一门求真的学问，也只是近代的事；而在这之前，历史学虽然是以求真为宗旨，比如中国古时的史学家历来提倡写“信史”，但具体落实起来也不尽然。时间越往前，这种倾向越明显。

    早期的史学作品，更像文学作品，或者说是文学化的历史作品。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被后人冠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比如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写《历史》时，也是采访整理传闻、传记而成的，其真实性也大打折扣；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历史作品并不完全遵循求真的传统，而是大量地进行艺术加工，文学色彩很浓。其次，即使在今天，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本身，它也只是通过史料——文本或实物的研究，得出对过去的认识，这是一种理性的重构；它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反映真实的过去，所以它就更没有理由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剧一定要符合历史真实。历史剧只要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不犯错误就行了。

    目前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剧的评价，过多地停留在一些表层问题上，比如，谈吐、服饰、礼仪等所谓的“硬伤”方面。而对一些深层次问题，像历史剧所反映的历史精神、时代风貌等方面则关注不多，因而也让历史剧的评价水平大打折扣。好的艺术作品，在这些方面都是表现得很突出的，比如《红楼梦》，看这部剧，你就能看出它反映的那种历史客观规律，也就是封建大官僚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落趋势。又如主旋律电影《大决战》，就反映出了当时的历史走向和时代风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处于上升阶段，与之对应的国民党的力量日益衰竭，逃脱不了全面崩溃的命运。

    历史剧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道德垂训、鉴往知来、陶冶情操等。一般历史剧都能发挥这些功能。不严肃的历史剧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观众，对历史知识不丰富的青少年尤甚，但历史剧的娱乐功能是主要的，教育功能主要是通过它的艺术魅力来感染人，以深刻的思想性来教育人。普及历史知识只是历史剧功能很小的一方面，真正要教给孩子历史知识，要通过别的渠道，而不应于苛求历史剧。历史剧的存在是一种客观必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戏剧形式，因为它的负面作用而想把它一棍子打死也是不理智的。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不应夸大其严重性。人的一生接受的错误信息太多了，人正确观念的形成，也是正确信息与错误信息相互斗争的结果，所以在历史方面接受点错误信息，并不会像史学家所想象的会带来“误人子弟”的后果。但是，历史剧既然传播了错误信息，对它的负面效应就不应漠视不管；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得到纠正。怎么纠正？不该仅仅是像目前史学界做的那样挨个纠错（谁也忙不过来），而是媒体或者教育界要给全社会灌输一个观念：历史剧和历史学不是一回事。要让大家明白，历史剧只是娱乐，只是陶冶情操或者鉴往知来，不能把当中说到的一些事都当真。如果有人确实对剧中某些人物或事件感兴趣，那么就要去读史书或请教专家。如果全社会都树立了这么一个观念，历史剧中的某些负面因素就可以消除。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好些人连什么是历史剧都没弄清楚，以为穿古装的就是历史剧。所以让大家有清晰的概念，明确何为历史剧，把历史剧与历史学明确区分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纠错虽然是必要的，但必须切中问题的要害。让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观念才是当务之急。

    （原载《中国艺术报》2001年6月22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