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儒家毕竟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所以近代中国一些精英人士主张振兴佛教，往往都要争取将它的教理教义与儒家思想相调和。如佛教净土宗大师印光认为，信仰佛教不仅与遵守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不相违背，而且非常一致。他主张，信仰佛教就是应该从竭尽社会义务和遵守儒家伦理开始。印光作为佛教大师，理所当然地认为儒家思想相对于佛法来说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但他认为两者绝对不矛盾。印光的这种观点，是将真理分为既有差别同时又相互统一的两个层次，这种做法对于佛教来说有过先例，如大乘空宗就区分“真谛”与“俗谛”。

    印光在坚持认为佛教是最高真理的前提下，认为它与儒家在思想观点上是相通的。他说：“儒释无二道”，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众生都是“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众生与佛、凡人与圣之所以有差别，只是由于他们“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顺各别”。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儒家与佛教的“圣人”才分别倡导不同的学说，“俾一切众生，返迷归悟”，“复其固有之本性”。他说，佛教与儒家的理论阐发虽然“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二致”。分析言之，佛教以“觉”为体，儒家以“诚明”为本；儒家的诚明，就是佛教的本觉；儒家的“明明德”就是佛教的修行和“始觉”；儒家主张的“格人欲之物”，就是佛教主张的“离妄想执著”；儒家认为通过主敬存诚、克己复礼的功夫，可以使得人们固有的“良知”“全体显露”，佛教认为通过修行可以得到众生本有的“如来智慧”“彻底显现”；儒家对于人们“希圣希贤”，佛教要使众生“圆成佛道”。当然，印光作为佛教徒，还是认为佛教的真理要高于儒家思想。他说，儒家“多主于事相，而不致力于悟明心性，若不得佛法为之先导，则自己之心尚非所知”，“圣人之心法”就更是无从知晓了。所以，“古今聪明睿智之人，多皆学佛”，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得佛之心法”，才能真正掌握“儒先圣人之心法”。事实上，二千年来“佛法流布中外”，也确实得到了有“几多圣君贤相，杰士伟人”的“护持传布”。印光虽然批评儒生名利心重，不重视大义的实践，但却坚决反对废止读经。他说，儒家讲究的“诚明”之道，能够“教育群萌”，“横布万邦，竖传万世，有识皆遵，无思不服”。儒家的“十三经”是“教化万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经大法”，系本于“天地无私之至理，吾人本具之良知”，“若能遵而行之，则人入圣域，世复大同矣”。

    印光认为，“佛法虽为出世间法，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能够包容儒家全部的伦理纲常，“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随己职分，各尽其义”，它在这方面的主张与儒家圣人“所说无异”。印光认为，佛教不仅不排斥儒家伦理纲常，反而要求修行佛教的人们首先要遵守这种伦理纲常。他说：“欲为真佛，须先从能为真儒始”，如果对于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孝友弟恭等儒家伦理“不能操持敦笃”，修习佛教就没有牢固的根基。他说，没有人能够一方面“行悖儒宗”另一方面却奉行佛法；“学佛之要，贵尽伦理，如是学佛，方为真佛弟子。若不尽伦理，则为佛教罪人”。他说：

    “学佛之人，必须各尽其分”。而所谓“尽分”，就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务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此八种事，一人皆备。上有父母，则是子职。下有儿女，则是父职。自己用人，则是主职。为人作事，则是仆职。”

    印光认为，修习佛教净土法门，对“一切世间事务，均无所碍”，修习者须在世俗生活中“各尽其分”，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由于佛经净土修习离不开世俗生活，所以他认为在家居士“正好修行”。他要求居士们“常存除暴安良之心，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对兵士作自己弟兄想，必期于弟兄护持家人”；军队“凡所到处，切诫兵士存忠恕心，不可稍有掳掠奸淫之事”。他的一个著名说法是，修习佛教者应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做到这一点，就能与佛法和儒家纲常“均不悖”；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名教罪人”，根本不能指望通过学佛来“了生脱死”。他专门写文章宣传“佛教以孝为本”。他说，“孝”为儒家与佛教共同推崇，“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儒家的《孝经》说孝是“天经地义”，佛教的《戒经》则说要“孝顺父母、师、僧三宝”。他比较儒家与佛教关于“孝”的观念，认为其后者的内涵更广大。他说，儒家将“服劳奉养以安其亲”视为孝，将“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视为大孝。“推极而论”，认为“五常百行”，都是孝道的发挥，如《礼记·祭义》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故曰孝悌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也”。他认为，儒家论孝至此，“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然而，儒家讲的这种“孝”，还只局限的在“耳目之间，人所易见”的范围。而佛教的观点，“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苦轮，常住正觉”，这种“孝”是一种“晦而难明”的东西。他说，儒家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而佛教辞亲出家，也并非“不顾父母之养”。佛教制度规定，“出家必禀父母。若有兄弟子侄可托，乃得禀请于亲，亲允方可出家，否则不许剃落。其有出家之后，兄弟或故，亲无倚托，亦得减其衣钵之资，以奉二亲”。此外，佛家“以慈悲心行放生业”，认为“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这也是“孝”的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