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为国家、民族之灵魂的无形精神不能只是少数精英的思想理念，而必须是一种全民性的文化精神，因此近代中国的精英人士们就想到了是否应在中国建立宗教的问题。

    严复认为，西方有为全民信仰的宗教而中国无之，这导致了两者在“民德”上的差异。他说，西方通过基督教来教化人民，“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由于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因此即使是普通人，其道德之高尚也“与吾之大人君子无所异”，能够做到“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不为威惕，不为利诱”。他说，这些品质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普通教义所要求的基本素质，而不是什么“瑰琦绝特之行”，“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他的意思是说，由于基督教能够将道德教化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并因此而能使之常态化、生活化，所以能收到良好效果。相比较而言，中国虽然也有“上帝”的概念，有“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的警诫，但却不能形成宗教信仰，仅仅被认为只是“大人之事”，为“君子所难”，一般人就更难做到。中国的道德培养历来不是靠宗教而是靠教育，但系统的学校制度却久已废弛；即使不废，能受教者也只是少数俊秀，而普通百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他说，孟子曾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更何况人们在“饥寒驱迫，救死不赡”的情况下还受不到教育，其结果必然是“后义先利，诈伪奸欺”。

    康有为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大教”作为精神支柱，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说：“礼俗教化”是“人道”之主宰，人们立身、行事、交接，“必有所尊信敬畏者以为依归、以为法式”，但这要通过数万万人的长期实践才能逐渐形成，即所谓风俗。人心的善恶随风俗而转移，如果“不尊奉一教以为之主”，善恶就没有标准。所以，每个国家必有其“国教”。所谓“国教”，是一种人们“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其人心者”的东西。康有为认为，人有“情欲好恶”，如果没有来源于道德宗教的“天鬼之畏”和“礼纪之防”，就必然会是“暴乱恣睢”，无所不至。他说，如果没有道德宗教而“专以法律为治，则民作奸于法律之中；但倚政治为治，则民腐败于政治之内”。他认为，欧美的强盛不仅在于政治和物质，而且还在于教化，教化与政治、物质三者，“如鼎之足峙而并立”；教化与政治二者，“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缺一不可，从没有“无教而可为国者”。

    严复肯定西方以基督教承载道德教化功能的效果，但没有提出在中国建立宗教的问题，康有为则直接而郑重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即提出“尊孔保教”的主张，主张实行孔子纪年，创立孔教；至民国初年，他参预发起创立“孔教会”，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创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康有为说：“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并不全在于山河、人种，而在于“数千年之文明教化”，它是“中国之魂”。当今时代各国皆有宗教，而唯独中国是“无教之国”；“各国皆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将自己的宗教发扬光大，唯独孔教没有奉祀仪式，没有宗教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数千年之大教将坠于地”，而国家也将永远灭亡。在当时民主主义观念盛行的时代，康有为关于建立“国教”的主张必然会面临妨碍宗教自由的诘难。对此，康有为进行了辩解，指建立国教与现代的宗教自由不矛盾。他说，现代各国一方面有“信教自由”，另一方面也“必有其国教独尊”。信教自由是“宽大以听人民之好尚”；树立国教是“独尊以明民俗之相宜”，这两者并不矛盾。他认为，民国政府“震于信教自由四字”就要自弃孔教，这是奴性、愚蠢的表现。他主张，应仿照丹麦、西班牙等国，一方面实行信教自由，一方面尊立“国教”，“定孔教为国教”。

   对于康有为建立“国教”的主张，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给予了批评。

   章太炎认为，想要在中国人为创立一种宗教很不现实，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向来淡薄。他说：

   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即有疾疢死亡，祈呼灵保者，祈而不应，则信宿背之，展转更易，至于十神，譬多张罝罗，以待雉兔，尝试为之，无所坚信也。是故智者以达理而洒落，愚者以怀疑而依违，总举夏民，不崇一教。

   章太炎认为，由于国民宗教意识淡薄，所以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他说：“中土素无国教”，儒家、道家都不迷信，“老子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庄周、荀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等人的学说都有破除迷信的作用，他们“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在后来二千年的历史中，佛教传入，张角等搞太平道，这些“有似于宗教”，但其实也不是宗教。他说，“佛典本不礼鬼神”，其本来宗旨是“以寂定智慧为主”，只是在印度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才被“杂以怪迂之谈”。然而这种杂以迷信的东西“非中土高材所留意”，不为中国知识阶层所接受。此外，由于它“断绝婚姻，茹草衣褐”，即讲究出家、苦行，实践“近于隐遁”，所以也不适宜用来作为一种普世的东西来教化人民。从这个角度说，佛教不是宗教。太平道搞“符箓诡诞，左道惑人”，其道士“犹日者卜相之流，为人轻蔑”，正统士人不愿参预其间。从这个角度说，它也不是宗教。这样，中国就“未有宗教”。

   章太炎还专门对孔子与宗教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人看到基督教传入中国，“乃欲树孔教，以相抗衡”，这好比“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毫无益处。他认为，儒生尊礼孔子，没有宗教意义，实际上是一种与职业有关的风俗，不可能在人民中普及。他说：“孔子者，学校诸生所尊礼，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吏之奉萧何，各尊其师，思慕反本，本不以神祇灵鬼事之，其魂魄存亡亦不问，又非能遍于兆庶也。”他说，孔子在当时本为思想家，战国时期一些术士将巫术与儒术杂糅；汉代流行谶纬，董仲舒等又将儒术与神道相结合，孔子的形象因此被歪曲。实际上，“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在这四个方面，“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但他不是“教主”。他说，现在搞“孔教”，如果是出于“教化”的目的，那么从事“教化”者并非孔子一家；如果是要建立一种宗教，那么这是孔子所反对的。他的结论是：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孔教”，现在当然也就不存在“孔教”遭到了废除和需要重建的问题。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是康有为保教主张的拥护者，但至20世纪初，他就已经改变了这种主张。

   梁启超也像章太炎一样，指出孔子与宗教不相干。他说，有人看到世界上各种宗教一般都有教会组织，靠“党徒传播”教义，因此想要效仿，于是建议将儒家搞成一种宗教，“倡教部之制，议配天之祀”，搞一套宗教组织和仪式。这种主张的本意是要推崇孔子以与基督教相抗衡，“卫道之心良苦”，但却弊病很大。梁启超指出，一种信仰或思想的创新，其本身必须具有相应的传统或资源，否则不能成功。基督教有信仰造物主、相信奇迹的历史渊源，而“孔教绝无此等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突起仿效之”，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本无胎妊，而欲抟土以成人”一样，肯定行不通。他说，主张建立孔教者想附会基督教的“罪福”观念，将孔子推崇为超人，根本不切实际，孔子都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超人，也未尝“以神通力结信其徒”。因此，要想效仿基督教会的形式来建立孔教是行不通的。

   梁启超还指出，建立“国教”之所以不现实，还在于这种做法违背世界的文化潮流。他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宗教势力将趋于衰颓。他说，近代以来“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他举基督教的例子说，现在基督教的势力在欧洲，较之中世纪已经极大衰落。政治方面，各国君主不再听命于教廷；教皇已经不能“指挥全欧”，而只能是在意大利作“寓公”；牧师神父过去皆有特权，现在已经不能参与政治。文化方面，过去教育“全权属于教会，今则改归国家”；哥白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兴起，直接挑战教会，后者“虽竭全力以挤排之，终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迁就其说，变其面目以弥缝一时”。由此可见，基督教将不可避免地衰落。

   梁启超还认为，建立“国教”会导致不同宗教的争斗，使国家陷于动荡。他说，欧洲因宗教对立之故“战争数百年，流血数十万”，后来确立了宗教自由的原则，“争教之祸”才得以平息。中国“数千年无争教之祸”，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设立国教，重蹈西方宗教之争的覆辙。梁启超还认为，建立国教与现代的宗教自由观念也相违背。他说，如果通过政治权力强行设立“国教”，则不信奉者只能迫于政治压力而背弃自己真实的宗教信仰，这是“国家导民以弃其信德”。他引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说，个人的言论、行为、思想，只要不妨害“他人之自由权”，政府就不得干涉。一个人信奉一种宗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政府皆不得干预”。梁启超强调指出，建立国教会“束缚国民思想”。他说，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总因”。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脱教会之樊笼，一洗思想之奴性”，才有今天的辉煌。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就是由于当时“思想自由”。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思想一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又一窒”。汉代以来，在尊“孔教”的旗帜下没有思想自由，总是搞“表章某某，罢黜某某”那一套，因此不同学派就只能去争正统，以至于“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个思想学术流派全都说自己是“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其结果，“孔教”变得越来越狭隘，大家全都“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这就是“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

    当时有人提出，“崇孔教”可以起到“旁慰”佛教而使蒙古、西藏不分离的作用，章太炎对此予以反驳，认为这是“诳世之言”。他说，蒙古、西藏的分离是“强邻间之”，“非宗教所能驯也”。章太炎正面阐释了自己关于国家应实行何种宗教政策谈的建议：第一，“中国本无国教，不应认何教为国教”；第二，虽然实行信仰自由，但对于白莲教、无为教等民间宗教，“应由学部检定教理，方予公行”；第三，实行“政教分离”，按照“僧侣及宣教师，不许入官，不得有选举权”，他认为这也符合“中国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