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保守派”认为，这次美国大选中“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激烈纷争，其背后存在着三个较为深层的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等国家内部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造成了不公正的损害；二是世界性的无序移民浪潮对美国、欧洲的主体文化产生了致命威胁；三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侵蚀着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美国“正统”文化。这三个问题，其前两者主要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而第三个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二十年前，笔者在《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结语”中提出：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在“个体”与“共性”相对立的二元结构、二元价值中把握世界、安排世界，而19世纪中叶、20世纪以来的“新个人主义”会解构这种理性主义文化。具体言之，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二元结构中由理性所代表的“共性”一极，有可能被非理性主义的绝对个体化倾向所消融，而这将会给西方文化带来根本性的危机。笔者的这个观点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将这个“结语”中的相关论述摘录如下：

    在地中海地区那种小地域、多层次和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中，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代希腊和罗马在文明诞生时期形成了以个人及个体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作为西方文化另一个源头的日耳曼社会，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上的西方文化，倾向于将各自独立的个体事物看作是这个世界中真正具有实体性的终极存在，而宏观世界则被视为由这些个体事物机械结合而成的离散集合体，并且随时可以逆向地还原为一个个的独立个体。对于这种离散集合体的自然观和世界观来说，能够将众多个体事物连接起来的纽带乃是被柏拉图称为“理念”的那种“共性”，而这种“共性”实际上是由人们的理性――它从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就被认为与个人化的感性不同，是一种人所共有的东西――对于众多个体事物进行抽象的结果。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逻辑思维，它以区分实体和属性为基本特征，在个体与共性相对立的二元结构中把握世界。在这种思维中，个体构成了感官的对象，属于一种形而下的物质性实体；而共性作为形而上的思维对象，也经常被人们（尤其是唯心主义者）赋予实体性，认为它同样是一种客观实在。对于个体事物来说，共性是它们的摹本，是它们的规则，是它的理想化和完美化的目标。这种一方面将个体视为一种客观实体，另一方面又将作为人类理性产物的共性视为另一种客观实体、视为个体之间有序联系的观念，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西方的理性主义。

    西方这种个体与共性二元结构的理性主义传统，在它的各种文化观念中处处体现出来，构成了这些观念的内核。在基督教中它体现为天生有“罪”的个人和完美的上帝；在伦理中，它体现为感性的个人和绝对的“道德命令”；在政治法律领域，它体现为个体的公民和由这些公民通过社会契约而形成的国家，体现为现实的、相对的法律和先验的、绝对的“自然法”；在经济伦理领域，它体现为世俗的职业活动和例如新教“天召”式的那样一种精神价值；在历史观领域，它体现为人们带有“恶”性的实践活动和神圣的“历史法则”或“历史规律”；在科学领域，它体现为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原子式事实和以全称判断形式表达的一般性定律和理论。

    至于个体与共性这两者价值上的高下，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化派别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斯多葛学派的一些哲学家推崇“共性”而相对轻视个体的价值，他们在哲学和宗教中相信存在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实体，在伦理中看重超个人的理性原则，在政治中将国家视为一种先验的存在和秩序。与此同时，德谟克利特、伯里克利和伊壁鸠鲁等人则推崇个体而相对轻视“共性”的价值，他们在哲学中将颗粒式的原子视为第一性的实体，在伦理中将追求个人快乐视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在政治中将国家视为个人利益的派生物。至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实论”将“共性”视为神圣的实体，而“唯名论”则将之视为人们为了把握个体事物的某种性质而主观发明的符号，这更是集中地体现了推崇“共性”或推崇个体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实验科学的兴起通过文学、艺术、宗教、科学、哲学、政治学等各种形式使得个体主义、个人主义大大弘扬，成为了近几百年来的文化主流。当然，这一时期推崇“共性”价值的思潮并没有全然偃旗息鼓，例如，在自然法学派将国家视为个人之间社会契约产物的同时，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就强调国家相对于个人的先验性和重要性。

    必须指出的是，推崇“共性”与推崇个体虽然构成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的两条路线，然而“共性”与个体在西方文化中却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始终被认为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对于“共性”与个体这对范畴，人们不论是推崇前者还是推崇后者，都不会也不可能全然否定另一方的存在和价值。对于西方的文化发展，推崇“共性”和推崇个体的两条路线也全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里试举近代实验科学发展为例。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将“个别经验”与“理论结构”联系起来，而这种知识构架在近代的形成，便得益于我们所说的这两条文化路线。一方面，早在公元前5－前4世纪，德谟克利特等希腊哲学家就创立了古代原子论。这种原子论推崇个体的终极价值，认为整个世界乃是由“原子”这种刚性颗粒机械结合而成的，各种宏观物体之间的质的差别仅仅在于组成它们的原子采取了不同的排列形式。在德谟克利特去世后的时代，由于希腊社会的动荡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伦理和宗教问题，这种古代原子论本来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是到了16世纪以后，原子论这颗沉睡了近两千年的种子又重新发芽，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的欧洲科学巨人们几乎全都精心研究过德谟克利特的思想，这一时期的科学成果，也无不浸透着原子论的精神。在牛顿提出与古代原子论极为相似的微观物质结构“微粒说”后，“微粒”这一概念成为了当时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发明逻辑上的归纳法和柏拉图宣传“理念论”，全都代表了一种对于 “共性”实体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柏拉图认为，宇宙是神以“理念世界”为摹本而对一种物质性的基质加工而成的，这种观点在基督教神学中演化成为了“理性上帝”或“上帝理性”的创世说。在表层意义上，这种神学理论是与科学截然对立的，然而在深层意义上，它所蕴含的对于“共性”的信仰和追求却与科学完全一致。这种信仰和追求在16世纪以后成为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另一个思想渊源。

    从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出发看问题，将人设定为宇宙的核心同时又将“人”理解为一个个的个人，无疑既是西方传统文化的特点，同时又是它的优点。人类存在和活动的目的只能是“人”本身，而真正真实的“人”，又只能是一个个的个人，至于其他一切所谓阶级、民族、团体、政党等等，统统只不过是一些由个人聚集起来的“类”的名称或符号，这种类似于唯名论的立场我们觉得是毋庸置辩的。将人视为宇宙的核心，激发了西方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将“人”理解为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一种混沌的群体），将这些个人集合成为社会的方式理解为他们之间的一种机械的、外在的联合，又极为有助于每个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和彼此之间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在以效率和进步取胜的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西方文化这种内涵和结构上的特点明显地表现出它的优势，使得它自16世纪以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翘首挺立，独领风骚数百年。

    在世界历史以及西方人自己的历史上，西方文化曾经有几次给人类带来过灾难。第一次是古典奴隶制的实行，它视奴隶为工具，对他们任意地生杀予夺；第二次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统治，它对信徒的感性存在进行了非人的摧残，对宗教异端了进行残酷的迫害，对异教民族进行了粗暴的十字军战争，对科学实行了无情的扼杀；第三次是近代的殖民主义，它屠杀美洲印地安人，贩卖和使用黑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侵略和统治。必须承认，这些灾难的产生同西方文化的内部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西方人个体与共性二元论的理性主义观念中，共性虽然在实际上是来源于个体，是人的观念对于个体的抽象，但这种共性观念一旦形成，就会被认为属于一种形而上的独立实体，就会异化为一种个人的对立物，就有可能反过来凌驾于个人之上，成为个人的统治者。这种观念结构容易被利用来作为人压迫人的工具，一些人可以独断地将自己说成是某种超人实体的代表，并以这种超人实体――如上帝、规律、主义、国家、主权――的名义来对其他人实行统治、压迫乃至残酷的迫害，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和教会就是典型的一例。以某种形上实体作为理想化、完美化的摹本，各种感性个体也就因其不完美、不完善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被认为具有高下不同的价值，西方历史上的阶级歧视、种族歧视全都与此有关。

    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致使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会在历史上给人类带来这几次灾难的，只是它的表层结构而不是它的深层结构。换言之，对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来说，它曾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缺陷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近代以来，伴随着人文主义、实验科学以及哲学经验主义的兴起，西方人个体与共性二元观念中的感性个体事物这一极，越来越被赋予一种第一性的世界本体地位。于是，相对于“神”的“人”、相对于“人类”的个人，价值日见提高，伦理上的个人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权利观念、平等观念日益得到发扬，而包括阶级和种族歧视在内的任何人对人的歧视，全都日益受到人们的鄙夷，在人们的心目中日益失去其合理性，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阶级和种族歧视、压迫也因此无可挽回地在走向衰落。至于说西方文化因突出个人而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协调问题，也是一种主观推测。

    依照我们的看法，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它理性主义二元结构的解构。准确地说，西方文化二元结构中由理性所代表的共性一极，有可能被非理性主义的绝对个体化倾向所消融，而这将会给西方文化带来根本性的危机。如前所述，在西方传统的个体与共性的二元文化结构中，其共性一极虽然是源于个体的一种抽象，但有时却会化作上帝、规律、主义、国家、主权等超人的实体，从而构成对于个人的压制、迫害和精神肢解。正是这种情况，激起了文艺复兴以来感性主义、个人主义对于它的大反动。

    然而18世纪末以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的共性一极却再次回潮，它通过支配工业化浪潮的一些共性法则继续对人的个性进行残酷摧残。例如，近代工业高度专业化的特点将工人变成了不需要精神甚至也不需要健全身体的工具,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全人”，只需要人的一个肢体或器官。托夫勒指出，在以专业化肢解人的同时，工业文明还以它的同步化将人融化于共性之中。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同步化导致了几乎整个社会生活的同步化，家家户户同时起床，同时进餐、乘车、工作，同时下班、上床、睡觉；儿童们同时入学，同时毕业；医院同时唤醒病人共同早餐……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差不多全体社会成员都在其中操练正步走。同步化不仅构成了人们行动的法则，而且渐渐支配了人们的灵魂。报刊、电视等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它因此像一面旗帜，引导着亿万人们的消费方向，使得人们在居住、衣着、饮食、娱乐、运动等方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同步化浪潮。

    工业文明对于个人的这种肢解和消解毫不奇怪地引起了一种新个人主义的反动。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新个人主义不是像传统的个人主义那样强调人所共有的个人独立性，而是强调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的个人独特性。而由于“理性”历来被认为是一种人人相同的共性事物，所以种种纯个人的非理性存在，如欲望、情绪、意志、直觉等等，就成为了新个人主义反抗共性专制的武器。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种种“现代”以及“后现代”思潮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兴起的。以尼采为例，他宣布“上帝死了”，呼喊“打倒上帝”，这里的上帝在主要意义上乃是基督教伦理的代表。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伦理同任何其他一种伦理一样，是一种扼杀个性的共性事物，它必定要以一种要求每个人全都必须服从的普遍形式出现。它的每一条德目无非是说：“每个人在这种场合都必须这样做。”尼采认为，这种使得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一个面孔的共性伦理必须打倒，人应该成为一种纯个性的存在。他说：“我们要成为我们之为我们者，成为新人，独一无二的人，无可比拟的人，自颁法律的人，自我创造的人！”总之，人应该“成为你自己”！除叔本华、尼采所代表的意志主义外，直觉主义、存在主义所推崇的最高价值也无非是一种纯个人的非理性存在。

    这种纯个体的非理性主义如果无限发展下去，就势必会使得以个体与共性二元结构为基本特点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遭到破坏，那样西方文化便会面临真正的危机。“共性”的解构在伦理领域中的结果，会使西方人失去精神的理性升华渠道，失去终极的依归；其在社会政治领域，将会导致对自然法、对权利平等、对社会契约等观念的信仰，从而会导致社会规范权威的丧失。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像斯宾格勒那样预言“西方的没落”。我们的意思只是说，以个体与共性二元结构为基本特点的理性主义乃是西方文化具有建设性的特点，是它的正常态和理想态，这种理性主义如果遭到破坏，西方文化就会走向无序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