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农历庚子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在包括京津在内的华北地区达到高潮；6月15日，义和团和清军发起对北京西什库教堂的进攻；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6月20日，清军虎神营军人在东单牌楼击杀德国公使克林德，西太后令荣禄指挥武卫军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发起总攻；6月21日，清廷在西太后主持下发布对各国“宣战”的上谕；此后，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14日攻入北京。次日，西太后、光绪帝和部分贵族官僚逃亡西安。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议和成立，签订《辛丑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惩办支持义和团杀戮洋人的清政府贵族和官员，向各国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这件事，当时人称“庚子国变”。

    清廷6月21日的“宣战”上谕痛斥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其辞甚壮。从表面言辞看，西太后的“宣战”似乎是出于爱国的民族大义，但究其实，却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和顽固派权贵集团的权力。

    1898年9月，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废除“百日维新”中的各项变法诏令，残酷扼杀了戊戌变法运动。此后至“庚子国变”的两年间，清廷朝局完全为西太后和端亲王载漪等顽固派权贵所控制。为防止光绪帝东山再起、维新运动死灰复燃，他们尝试釜底抽薪，彻底废黜被幽禁的光绪帝，另立新君。作为这种废立的第一步，西太后违反康熙末年以来的皇帝生前不立储君的“祖制”，于1900年初（农历己亥年底）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遭到列强的反对和抵制，这使得西太后十分恼火，当时有人指出，“太后仇外之心实自此始”。

    从6月16日，西太后接连四天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待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政策，其间载漪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包含四条内容的外国“照会”，这个事后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的“照会”要求西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西太后大怒，咆哮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构成了“宣战”上谕的直接原因，当时和事后西太后本人都直接、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西太后从北京逃往西安的路上，曾与怀来县知县吴永谈到她向各国宣战前后的心境：“我本来是执定不与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没有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过头来，处处都留有余地。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由于是盛怒之下的举动，清廷的“宣战”表现出十分的草率和荒唐。这个“宣战”上谕从头到尾都没有指出谁是开战的敌国，也没有递送给任何外国政府，以至于有疆臣发来请示，问咱们这次对外“开衅”，到底是要和谁打，请求“明示”，“以便相机应敌”。在做出“宣战”决定之时，西太后也知道这完全是冒险之举，而且是要冒政权垮台的大风险。她面对群臣大喊道：“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但结果难料，如果“江山社稷仍不保”，你们各位今天都在场，大家责任共担，“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大概是“宣战”上谕发布后没多久，西太后就得知所谓列强要求她“归政给光绪”的照会系伪造，心中对于洋人的怒火便消解了一大半，头脑也恢复了一点清醒。于是，她做出各种姿态、利用各种途径向列强示好，试图挽回失控的局面。6月25日，她下令停止对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的攻击，命荣禄与使馆议和；又命驻各国使臣向列强解释表白，说朝廷并非不想对义和团“乱民”加以“痛剿”，只是担心“激成大祸”危害各国使节；又说清廷即使再不自量，也不敢“与各国同时开衅”，更不敢“恃乱民与各国开衅”，请求各国体谅。同时，又令向被围攻的各国使馆运送瓜果，以示慰问。当时外国使馆仅有洋兵400人，西什库教堂仅有50人，而参加攻击教堂和使馆的清军有荣禄所部8000人，董福祥部甘军10000人，此外还有大批义和团团众，然而从6月下旬至8月14日北京沦陷，这两处地方全都没有被攻陷。当时的外国人都看出，这完全是由于指挥者根本没有真心作战。清军在天安门上架巨炮轰击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荣禄密嘱炮手提高瞄准标尺，炮弹飞跃使馆上空，全都落在了正阳门外草场十条的居民区。

    “庚子国变”，京师被外国军队分区占领，太后和皇帝狼狈逃亡，《辛丑条约》丧权辱国，这使得清政府在国民和世界面前颜面扫地。此后虽慌忙启动“新政”，恢复戊戌维新中实行过的许多“变法”措施，但已经无法挽救倒台的命运。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朝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