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年出版后，有些读者对于该书主题中的核心概念——“有法与无法”存在误解，以为是指“制度有明文而运作不遵守”。对于这种误解，需要予以澄清。其实，在该书的“序论”中有“理论关注”一节，对“有法与无法”的概念作了清晰的阐述，转录如下：

    近代思想家严复曾在《原强》一文中借苏轼“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一语，来阐发自己的一个重要见解。考苏氏原话谓：“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紝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由是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

    显然，苏轼所说的“法”，是指“文物制度”，即“礼”、“法”等由文明发展而形成的符号化规范，它们与人处于相对地位，从外部来制约人们的行为。“有法”与“无法”各有其利弊。“有法”可建立秩序，将一个人群整合为一个有序的政治、社会整体；但另一方面，“法”如果过于细密、烦苛，则也会导致人群内部的隔阂、壅蔽与矛盾冲突，使个人能动性发挥受阻，进而导致整体的衰弱、貌合神离。“无法”意味着人群内部没有固定秩序，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会随机出现各种矛盾和争斗；但另一方面，“无法”也使得内部没有结构性隔阂，个体的能力发挥较少受到限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苏轼说“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即“中国”的优势在于得“有法”之利，匈奴的优势在于得“无法”之利。

    严复就苏轼的话发挥道：“今之西洋”，“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细，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

    严复的意思是说，现代西方既能得“无法”之利，又能得“有法”之利；而相对而言，中国则既为“无法”之弊所损害，又为“有法”之弊所损害。具体言之，西方的社会体制推崇“自由平等”，各个社会成员、社会阶层之间不相“壅蔽”，“联若一体”，有“无法”的色彩；另一方面，其各项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又十分健全，十分明确，运作规范，有“有法”的特征。相比较而言，中国一方面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处于“有法”状态，各个社会成员、社会阶层尊卑判然不平，相互之间“壅蔽”隔阂；另一方面在行政制度方面处于“无法”状态，各项具体的行政、军事、财经制度不健全、不明确，名实不符，运作随意。

    严复的这种见解，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秦以来社会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特点和缺陷。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言，西欧中世纪实行的是封建世袭等级身份制；而在中国，秦代废分封、行郡县，就已经废除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就行政制度而言，以官员职业化、组织科层化、运作法治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行政制度，在西方国家至17、18世纪以后才逐步建立起来；而在中国，则也是在两千年前的秦代就已经建立。由于看到了这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赞赏中国制度的“理性”。然而究其实，中国的“秦制”与现代的平等社会制度、理性行政制度只是具有表面的相似性。“秦制”下的中国，虽然废除了西周那种世袭的等级身份制度，但社会和政治却中充斥着宗法性的尊卑贵贱和人身依附，以及公权力的私人化；虽然建立了十分周密的行政制度（包括机构、规则），但其实很无序，骨子里仍是“人治”。严复的话表明他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具体揭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这种表里不一特征，还要通过具体的学术研究才能实现。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十分欠缺。有鉴于此，本书对于清代州县制度及其运作的研究，就尝试着眼于此。换言之，本书尝试通过对清代州县制度及其运作的研究，来揭示“秦制”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看似“无法”而实际“有法”、在行政制度方面看似“有法”而实际“无法”的特征。

    具体到清代州县制度领域，这种“无法而有法、有法而无法”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州县官府是一个宗法性自利集团，内部充满各种役使、勒索与荫庇关系。

    第二，州县官府与“民”相对立，是社会的统治者，它一方面盘剥社会，侵蚀国家资源，另一方面实行强力行政，武力镇压社会的反抗。

    第三，州县治理机制残缺，缺乏健全的职能机构、有力的执法机制和有效深入乡村社会的行政机制，也缺乏为施政所必须的详实情咨统计和充足经费。

    第四，州县官府以私人和社会势力履行公权，书吏差役成为地方社会的黑恶势力。

    第五，督抚监司制度、文簿制度和问责处分制度异化，未能起到监督州县官员的作用，反而妨碍、干扰了他们的施政，增加了他们的无谓负担，并为胥吏营私舞弊提供了便利。

    第六，实行“模糊治理”，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相悖，行政中充斥着“无法之法”、“非法之法”的“潜规则”。